第八章 现实主义文学
学习重点：
1、 如何评价《日瓦戈医生》所表现出的精神内涵？
2、 索尔·贝娄的文学成就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节 现实主义文学概述
一、 20 世纪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状况
在欧美文学史上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划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即当代文学的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美各国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深远和广泛的。战后初年，美国由于在战争中获利而迅速进入“丰裕社会”，欧洲各国则存在一个医治战争创伤的问题，经历了从战后到 50 年代的经济恢复过程。从 50 年代到 60 年代，欧美部分国家出现了经济复兴与繁荣。
福利国家的模式对各西方国家有着普遍的吸引力。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和飞跃，特别是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引起了生产领域的变革，而且带来了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和人的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现实生活的浮动性取代了以前的稳定性，多样性代替了单一性，快节奏代替了慢节奏。人的劳动越来越多地被机器的操作所替代。在这种情况下，人自身价值的失落感加剧了。冷战导致的军备竞赛的升级，两种社会体系和军事集团的对峙，军国主义的 阴影，核恐惧和社会生活中种种不安定因素的存在。这一切，造成了人的新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意识结合对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灾难的沉痛反思，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欧美文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
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适应战后人们对战乱社会的体验和寻求主体价值的心理需要，在欧美各国得以漫延并广泛影响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美思想文化界，由此造成现代主义文学在这一时期文坛上的重兴，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则处于一个相对低落的蛰伏期。但在英国等现实主义传统积淀深厚的国家，现实主义文学仍显示出较强的运行势头。进入 70 年代，欧美文学出现了新的显著变化。部分曾活跃在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试验小说和戏剧圈内的作家感到“路到尽头”，与此同时，许多初登文坛的年青作家宣称，他们创作任务是“讲述历史”。这一切，使得现实主义叙事小说在文艺作品中重新占有自主的巩固地位。评论界有人把这种文学走向称为现实主义的复归。但回过头来看，“复归”二字未必能准确描述出战后几十年现实主义文学的面貌，因为此时出现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显露出许多不同于过去历史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规律和特点。这些规律和特点是由 各自文学独自的发展过程所组成的。文学评论界由此而有“后现实主义文学”之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现代主义文学较为发达，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总体上来说不如欧美其他国家。随着一些老的现实主义作家辞世，战后的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已呈明显的减弱之势，除了阿拉贡的《共产党员们》之外，再没有出现过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的鸿篇巨作。在战后，坚持用现实主义方法写作而取得独特成就的，是女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 (1903 — 1987) ，其代表作《亚得里安回忆录》以传统小说严谨的叙事结构，简练形象的描述文字 构成古典主义式的创作风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状况与法国恰恰相反。战后，英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势头开始减弱，这是由于老一代现代主义作家乔伊斯、伍尔芙、劳伦斯等人的去世导致的结果。与之对照的是，现实主义文学则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首先是战前已经开始创作活动的无产阶级文学和左翼文学作家的创作成就令人瞩目。其代表人物，除奥凯西外，还有林赛，他们代表着战后英国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发展方向。
战后德国文学是在较为特殊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德国文学也随之分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学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文学，即东德文学和西德文学。
战后东德、西德和其他德语国家文学，首先呈现的显著特征是对德国法西斯所挑起那场邪恶战争的沉痛反思。西德文学对刚结束的战争的反应，表现为“废墟文学”口号的提出。‘“伐光派”以极端化的文学主张，表现出对文学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继之而起的“四七社“则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感，以反对派的姿态积极介入政治，带动了众多文学团体和流派的兴起，形成了战后新一代作家形成的文化土壤。
战后，东德与西德和其他德语国家都出了一批有才能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在方法和形式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有些作品体现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融合。战后具有崭新特色的德语国家现实主义文学，在伯尔、伦茨、瓦尔泽、沃尔夫等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二、 20 世纪后期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 20 世纪后期，又出现了许多崭新的特点。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既不是 19 世纪“合乎规范的现实主义”“历史传统；的再现，也并非是对世纪之交亨利·詹姆斯倡导的给审美和精神领悟以“具体、翔实表达”的现实主义的继承，更不是 20 世纪初年辛克莱采用的揭发丑闻的现实主义，以及 30 年代蔚为大观的社会现实主义的翻版。可以说，它与 20 世纪前期出现的所有现实主义文学都有重要区别。
首先，此时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强调在对社会生活的冷静观察和本质把握的基础上，力求描写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立足于传统的“二元（社会——人）对立”思维模式在小说观念中的体现。在这种观念中，文学的“真”是社会生活的“真”的体现。现实主义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如实描写来反映生活的本质。但是，当代西方的现实主义作家却认为，由于当代社会对人的认识的 深化，以往关于现实主义的定义，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时代的要求了。例如，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民主德国的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们提出了“功能的现实主义”这一新概念，使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出现了“哥白尼式的转折”。“功能现实主义”的这一提法虽然最早可以追溯到 30 年代的布莱希特，但只有到了 60 年代才发展成了一场美学革命。“功能的现实主义”并不是指特定的某种风格和方法，而是涵盖面很广的概念。“功能现实主义”强调的是文学介入现实，认为凡是促进人类主体从思想上和物质上掌握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以发展和完善自我为己任的一切文学都可以看成是现实主义文学。在这个理论中，传统的、片面依据科学的认识论模式建立的“现实主义”概念，遭到抛弃。由此而言，现实主义文学就不再是一个永远固定的形态，与此相关的真实性也就不仅仅指对一个现实对象的忠实描述。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就指出， 20 世纪的作家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危机时代，这样一种变化了的现实就要求作家“塑造新的基本体验，开创我们时代的艺术”。德国作家克蕾斯特·沃尔夫文艺观的核心，也是强调在创作过程中主体 ( 主要是作者主体 ) 的存在和作用。她认为，人的主体意识是艺术创作的灵魂，而作者——叙述者的真实存在则是人的主体意识得以贯彻的前提。沃尔夫还提出了“主观真实性”和“第四维”的概念。她认为，‘叙事文学的空间有四维：虚构人物的三个假定坐标及第四个，即叙述者的‘真实'存在，这是深度、时代感、介入现实的坐标，它不仅决定素材的选择，而且也决定作品的色调，自觉地运用它是现代散文的基本手法。”不仅德国作家如此，美国作家欧茨也认为，作家和作品在本质上是分离的，读者从作品中了解到作家是私下的自我”，而现实生活中的作家则是“公开的自我”，创作过程
就是从“公开的自我”到“私下的自我”的演变过程。由于大数人的外部自我都是以伪装形式出现的，因此，最真实最有价值的自我则潜藏在人的灵魂之中。这种对作家、作品与现实间相互关系的独特认识和处理，形成了欧茨创作的最明显特点，即评论界所城的“心理现实主义。
其次，现夹主义文学观念的变化导致了现实主义的内涵大大拓展。当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发生、发展于“人们变得被动、冷漠和四分五裂”的当代西方社会，这个“忧虑时代的消沉”、“缠绵不愈的灵魂疾病”、“繁荣掩盖下的心神不宁”使当代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家们逐渐染上存在主义色彩或纳入现代心理学因素的倾向。这也从一个大的文化氛围表明，此时的现实主义作家再企图完全坚持传统意义的现实主义实际上已不可能。 20 世纪后期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融进了包括现代主义的非现实主义成分，有的作家甚至写出近似现代主义的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文学史家将他们的创作通称为“耩新现实主义”小说。这也可以说，新的现实主义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变革之间达速成了一种衔接与递进，并赋予其开放性。例如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1938~ ）、沃特·阿比什 (1931~) 、雷蒙德·卡弗（ 1938~ ）等人的创作中，就将对现实生活的如实描写、心理探测、性格刻画、环境写实与某些象征、怪诞手法融为一体，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也可归属于“新现实主义“小说之列。再如，如果我们将魔幻现实主义也看成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话，那么，这种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它非同寻常的现实观，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感觉，而且是拉丁美洲独特的社会生活本身的映照。正是为了表现这种神奇的现实，作家们广泛借鉴欧洲现代主义，尤其是超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技巧，常用谈神说梦的方式，打破主客观世界的界限，力图把“习以为常”和“神秘离奇”两方面融为一体，从总体上更好地反映拉美的现实，达到以鬼揭其凶，以神鞭其恶；以怪诞、象征、意识流、寓言等手法，追求神奇的艺术效果。它的主体还是对现实的“汇集、评价和批判”。因此，虽然在外观上极相似于现代主义，实质上却仍然是现实主义的，这二者有重大区别。
第三，人道主义思想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特征，在 20 世纪下半叶也有了新的变化。如果说，在 20 世纪前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中，人道主义主要表现为强烈的反战思想和左翼倾向的话，那么，此时就更为鲜明地表现出了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探讨和对人的心理、精神层面的关注。他们要在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和反映中，寻找精神的家园。也可以说。要在文化的语境中，而不是在社会的语境中，对“什么是人”，“人的本质是什么”进行探讨和反映。因此，与以前的现实主义作家比较起来，新现实主义的作家们更关注的是人类的命运以及人类在当下境遇中面临的种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与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作家们的创作，有着较为相似的目的。例如，索尔·贝娄的小说《奥吉·玛琪历险记》就可以看作是这种新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典型表现。作品主人公奥吉·玛琪坎坷半世的“历险”的过，；其实就是寻找自我本质的心路历程。其精神价值就在于，他的内心确实有一种对立的态度，有一种进行抵抗和要说出“不”宇的强烈愿望。他抗拒着“全世界范围的奢华淫摩”，发狠地向这个“老要出来的，折磨我的动物，狞笑的动物”示威，像古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一样，以自我流放的方式来避开生存的各种陷阱。然而，他所追求的自由过于空泛、虚幻，甚至连他自己也无法确认。因此，他的“自我实现”便成了无法兑现的天国的梦，整个过程被抽象或寓言化成脱离具体社会内容和特征的“天路历程'。作家正是通过这个故事，表现了当代西方人对人类命运忧虑，并企图寻找出路的新的人道主义思想。
三、 20 世纪后期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评价
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深刻地反映了 20 世纪下半叶欧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的发展状况，尤其是深刻表现了当代西方人独特的心理发展和精神特征，显示了要在特定的境遇下追求人的本质和价值的努力。这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在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上的新发展，它也表明， 20 世纪后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始终是与社会现实的发展同步的，因此，具有巨大的存在意义和认识价值。同样，它的存在，也表明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内涵的发展和扩大，并创造出了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独特的艺术形态。如在坚持描写现实社会和生活的基础上，吸收现代主义文学表现手法 ( 意识流、梦幻呈现、时序颠倒、荒诞意识等 ) 和艺术技巧（象征、佯谬、淡化人物等等），并从其他艺术形式如电影、电视、新闻、报道中借鉴了一些有益的方法，从而使其艺术形式更具有当代的特点。这也是现实主义作家对人类艺术的巨大贡献。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 20 世纪后期现实主义作家所接受的哲学思想较为复杂，特别是受文化多元化现实的影响，此时的现实主义文学缺乏传统文学中的那种对现实阶级关系的深刻剖析和对社会生活事件的清醒把握。同样，这些作品虽然对当代人的心理反映更为细腻和丰富，并不时探索人物的潜意识、下意识世界，但又明显地表现出了非理性的色彩和非科学的态度。在艺术手法上，由于有许多新的艺术因素进入其中，使作品本身更具有现代艺术气息，但是也明显造成了作品形态之间界限的模糊，从而使得有些作品难以确定究竟属于什么类型，有些作家难以确定究竟是属于什么流派的作家。
第三节 索尔·贝娄和《洪堡的礼物》
一、生平与创作
索尔·贝娄是美国当代享有盛誉的犹太小说家。他 1915 年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辛城，父母是俄国犹太移民。 9 岁时随家迁居美国芝加哥。动荡不定的城市生活，交错繁杂的 文化传统和风俗影响，引起他的困惑多思和对社会问题的兴趣。 1933 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后转入西北大学，攻读人类学和社会学，毕业后当过编辑和记者。第二次大战期间曾在美国海军服役，战后长期在大学执教，是个造诣颇深、有学者气质的作家。
贝娄的文学活动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在战争中发了财的“运气”似乎向美国展示了“金元帝国”的憧憬，但在精神文化领域，曾在三四十年代有过冲动和激奋的知识分子却陷入普遍的沮丧之中，这种沮丧与美国经济的繁荣极不协调，因而显得特突出。延续下去，也就成了马库斯·克莱因所称的“在异化之后”的一种普遍情绪。于是，一些面庞迥异，然而气质相似的“异化的犹太主人公”，或作为灰暗、痛苦的历史幽灵，或作为被疏隔和孤立的现代探索者，源源不断地出现在犹太作家的笔下。
作为一个思想型的犹太作家，写作初期的贝娄像当时的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一样，受风靡欧洲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创作了一些具有明显的受存在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品，以一种被评论界称之为“荒唐的现实主义”的笔法，深刻表现了当代美国社会以及人们的心理和情绪状态。这些作品思想和艺术虽不尽一致，但有一些共同点是很明显的：他笔下的社会，是那样嘈杂、紊乱、冷漠。小说主人公身处浩茫世界，却感到没有精神生活的空间。他们情绪烦躁，忧郁寡欢，但不知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他们想与人倾诉，又厌恶周围的一切人；想有所作为，但又一事无成；想有所追求，但又漫无目标；想逃避现实，但又无处可逃。于是，他们大体都经历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由不满现状开始，经过痛苦的内心煎熬，终于以对现实的妥协和自我感觉中的道德完善而得到解脱。
发表于 1944 年的《晃来晃去的人》是贝娄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日记形式记叙了主人公约瑟夫 27 岁时的一段生活和心理活动。作品写他大学毕业，有 5 年婚龄。现已辞去了旅游公司的工作，正在等待应征入伍。由于正式通知迟迟未下，他便想用这段时间读点儿书，写点儿东西，享受一下个人自由。没想到“自由”反倒给他带来无穷的烦恼——空闲起来的他，既羞于靠妻子供养，又不愿做任何事情；所谓写作、读书，又都做不来；还无端跟邻居吵架，赶走朋友，冷落情妇，对一切人都看不顺眼。这种晃来晃去的生活使他感到“自己并不是处身在一个广阔的世界里，而是在一个封闭的、绝望的牢房中 …… 没有未来，只有过去！”于是，他来到兵役局，希望立即到军队去，以结束自己的“自由”。
《晃来晃去的人》透现出“由抑郁造成的冷漠基调，以及精神孤儿身份的那种暗示”，充满了对社会的幻灭意识和急于摆脱生活的厌倦感。作者采用日记体的叙述方式，本身就构成强烈的反讽。如书中所说，“在曾经有过的时，他们习惯于经常谈论自己，不羞于记录他们的内部事务。而如今，记日记被认为是自我放纵、意志薄弱和低级趣味。因为，现在是一个无情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小说暗示出，人的“自我”如果不向内部发展，就必然会被扼杀；而向外发展，行动不再体现为自己意志的支配，悲剧就成了必然——现代社会中的人就生活在这样一种境遇之中。因此，《晃来晃去的人》便成了一种悲悼小说，隐含着现代人难以直言的痛苦。作品中的约瑟夫，是美国 40 年代文学中的“反英雄”典型，他无法接受社会的冷漠和无意义，更无法为改变这种冷漠和无意义做一点具体事，只好以冷摸和无意义来回敬这个社会。从他的精神状态，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法国作家加缪笔下的“局外人”。这表明，约瑟夫颇有些存在主义的色彩，同时，他又代表了“经济萧条和战争年代长大的那一代人的心声和最诚实的自白。”
可以说，这部小说的创作是发自于对当时流行的一种文化模式的挑战。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前后，以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为典范的“硬汉”形象在美国文坛乃至整个文化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代表这样一种人格造型和生活态度：像运动健将般的男人韧劲十足，激情无限，敢于冒犯厄运与死亡，用行动证明一切，从面确立了一种人生的价值标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人们发现，在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热情普遍弱化的纷纷扰扰 的现代工业社会里，精神和思想上的种种困惑远不是用一种“电报式”的短句所能表达的，更不能指靠一时的行动去应对，正如“晃来晃去的人”约瑟夫所说，“许多严肃的事物都被封闭在‘硬汉'坚强的心灵之外。他们不愿反思内省，因此很难应付那些用手枪或匹夫之勇解决不了的对手。” 海明威的主人公们都有一种含混的表达习惯，他们在面对感觉世界时往往保持沉默，这是一种把内心的自我隐藏起来的策略。与之相反，约瑟夫要求清晰地表述自我，“作家可以创造一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必须不同于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我们或者挑战或者深入探究它。”作为作品主人公，约瑟夫的思想和见解无不反映着贝娄对社会的看法。他认为，由于对感情和精神世界的开掘不力，现代美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弱化人性本质的幼稚病，这种幼稚病反映出美国人精神上的不成熟。他曾在一篇题为《我们走向何处》 (1963) 的文章中对此进行了指责：“几乎没有一种精神上的、使人崇高的性格被美国现代的社会机构引入到现代美国人的内生活中来、这种性格必须靠个人的经验去发掘，靠他作为一个探险者的运气去探索，否则就毫无作为。社会给他（美国人）吃，给他穿，在一定范围内保护他，他是社会的婴儿。如果他接受了这种‘婴儿状态'，他也许会感到满足。但如果有着更高功能的思想感情触及到他的话，他就会深感不安”。约瑟夫的思考和各种努力，正是要从这种幼稚病中解脱出来。
发表于 1959 年的《雨王汉德森》，近似于一部现代传奇。书中那个到非洲寻找理想的汉德森是作者笔下惟一的非犹太主人公。他出身富豪之家，祖辈显赫于政界，父亲是著名学者，本人是硕士和三百万美元遗产的惟一继承人。但他却在这样的环境中深感精神空虚，常常因找不到个人在生活中的位置而痛苦，内心深处经常发出“我要、我要'的呼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位已进不惑之年的富翁为了在战争中寻求生活，入伍到了前线。但除了肉体留下创伤外，精神上仍一无所有。复员回家后，他把优雅的古屋用来养猪，把宅第变成了肮脏的猪场，还常常干些笨重的体力劳动。但即使这样，烦恼并未消除，心灵深处的呼声仍不时搅扰着他，使他终日不得安宁。为了弄清自己到底要什么，他抛下家产前往非洲，经历了无数坎坷，演出了不少喜剧和悲剧，终于醒悟到自己所追求的原来是为他人服务的理想。“我要、我要”的呼声逐渐变成了“他要，她要，他们要”。他决定回美国学医，争取造福他人。
在作品中，汉德森面临的困境是他与美国社会与文化的严重脱节。这个出身显贵的富家子弟，显然由于父辈与威廉·詹姆斯和亨利·亚当斯的至交而具有相当的文化品位，但正是这种富有的和独特的文化背景加剧了他与整个 50 年代社会环境的不和谐。美国现代商业文化造就的是功利主义者，汉德森则在蒸蒸日上的物质生活中越发感到自已的无用，“我要，我要”的呼声，表达了他发自心灵深处的认识自我的渴望：
“你拿自己怎么办呢 ? ……即便是养猪也是赚钱的。我根本不会亏本。这些猪被屠宰，被吃掉。它们被制成了火腿、动物胶、猪皮手套和肥料。那我又被制成了什么呢 ? 我想，我大概被制成了某种战利品，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是可能成为战利品之类的东西的。我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穿上了昂贵的服装。屋顶下安着隔热材料，窗户上是隔热玻璃；……地毯，……家具，……还有糊墙纸和窗帘 ! 一切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装饰一新。可是谁住在这呢 ? 谁坐在这儿呢 ? 人嘛 ! 就是他——人 ! ”
汉德森感到自己成了一个有闲阶层的浪荡之徒，他的富有像某种沉重之物压得他窒息。在 50 年代美国物质主义的洪流之中，汉德森的惟一“功用”就是用来宣传金钱和物质对一个所谓“成功”的人的回报。他觉得自己被物质和金钱异化了。随着摆脱异化的渴望与日俱增，汉德森最终登上飞往非洲的飞机。而对其保姆——伦诺克斯小姐的拜访，则直接导致了他的非洲之行。作品描写：他走进伦诺克斯小姐的房子，“小屋里堆满了她捡的盒子、童车 和篓子一类的东西，因此我得跨过这一堆堆破烂，才能从这个房间爬到另外一个房间去”。这一堆堆破烂对他说来，变成了一种突如其来的象征，使他对自己面临的困境有了清醒的认识：这个搜集婴儿车的老处女在用“物”的累积来填补自己的孤寂和空虚。西方现代社会孕育出来的商业文明充满了矛盾，它一方面是促成这个世界进步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又造成人的平庸和麻木，于是他想，“看在上帝面上，汉德森采取行动，作出努力吧。你也会有一天死于这种瘟病的。死亡会消灭你。除了一堆垃圾——现在！为了一切，走吧 ! ”这样，汉德森成为贝娄笔下第一个断然地从他周围环境中解脱出来，毅然出走的主人公。他的非洲之存的目的是追求精神的满足，寻找一种既容纳他的精神也能容纳他的感官本能的现实。他在非洲获得的启发为他建立了个人生存的合理性。他接近了一种令人欢欣鼓舞的惟我论，这种认识自身的理论作为其个人生存合理性的相关条件建立在一种新的现实意识的基础之上，“旅行是精神的旅行……我们称作现实的东西是悬而未决的……事实的世界是真实的，对，没有改变。物质的东西都摆在那儿，属于科学。但同时又有精神的独立部分。在那儿我们不断地进行创造。”小说的结尾，汉德森经历了一次美妙的感情爆发，他满怀着巨大的热情，踏上了返回美国之路，但除了汉德森的“思家病”——想要“回到莉莉和孩子们的身边”的需要外，贝娄提供不出任何事实表明，他的主人公与他即将返回的美国的主体价值之间建立起某种可靠的联系，连汉德森自己都承认了他最初的希望遥不可及：“我们应该认为高尚的品质是不真实的。然而事实上恰恰也是如此。幻想站在另一只脚上。人家要我们以为我们总是在渴求更多的幻想。唉，我是根本不渴求幻想的。人们说，要想得远一写些。那当然是瞎扯淡，不过是另一套生意经罢了”。
《雨王汉德森》着重表现的是一个生活态度比较严肃而又善于思考的知织分子的精神危机，他的痛苦内省和幻想的新生。在这个人物身上，有作者和某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严肃思考。他们厌恶社会上的人欲横流，不甘心精神沉沦，希望保持人的价值和尊严，因此试图用乌托邦式的理想来肯定人生和个人的意义，为自己指出一条摆脱精神危机的道路，这在当代西方文学中，毕竟是一种积极的思想倾向。问题是，乌托邦终究是幻想，幻想一旦破灭就会坠入更深的失望，贝娄后来的作品就证明了这一点。
小说寓哲理于讽刺、诙谐之中。主人公在重新确立人的价值中翻江倒海的心理狂潮，喜怒无常的情感世界以及慧敏和愚钝兼容的气质，都通过意识流表现技巧多层次地交织表现。作者同时采用讲故事的叙述方式编织跌宕多姿的情节，使小说兼有现代心理小说和传统情节小说的多重艺术感染力。
发表于 1964 年的《赫索格》是贝娄的又一畅销书，由于作者更加注重从精神领域表现人的价值与当代美国社会的尖锐冲突，使作品突出显示了“思想小说”的特征。小说着重描写赫索格在动乱的 20 世纪 60 年代的生活和苦闷。他是大学教授，收入丰厚，生活优越，精神上却屡遭打击。第一次婚姻不遂心，第二个妻子又与他最好的朋友勾搭。感情上的困境泯灭了他的生活热情，在萎顿、绝望之际，他只好靠不断给古人、今人、死人、活人写信打发日子。小说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把人物的思想活动，他所写的信件，他对童年的回忆以及现实的生活情景交织在一起，较全面地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里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面临的精神危机。
自《赫索格》之后，贝娄的创作进入后期。从 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他先后发表了《赛姆勒先生的行星》 (1969) 、《洪堡的礼物》 (1975) 、《院长的十二月》 (1982)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1987) 等重要作品。《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被某些评论家视为作家创作的新起点，主要写从纳粹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波兰裔犹太移民赛姆勒目睹美国社会的混乱和疯狂以及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意识。小说的基本主题，仍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问题。人们一般认为，标志着贝娄创作新发展的是〈洪堡的礼物〉。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则被《纽约时报书评》评为当年美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这部作品中涉及的“转折点计划”则标志着贝娄创作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转折点计划”是小说第一人称叙述人肯尼思提出来的具有人文性质的规划，它实现的前提是要解决“精神启示性何题，思想的群众性滞后问题，令人振奋的宇宙观变革问题，人类新的发展方向问题”。显然，他认为现代美国人如果能解决好以上几个问题，就可以经过重要的人生“转折点”，达到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和谐统一的理想境地。肯尼思将“计划”的实现寄托在执意要为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贡献的著名植物学家本·杰民的身上，视其人格力量为他的“转折点计划”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但本虽是这个时代少有的一个道道地地的人文主义者，却也是日益衰落的人文主义文化罕有的遗迹。作品描写，他同植物进行交流的天赋无助于他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因为 80 年代的美国社会是属于技术管理者，属于传媒大亨，属于娱乐文化和商业文化臣头的。在这样的现实中，敏感多情，崇尚精神的本必然会受到极大的伤害。最后他发现北极冰雪荒原要比美国这个“更多人死于心碎而不是核辐射”的国度更加适合于他的生存。本的出走，使肯尼思的转折点计划陷于流产。小说结尾，贝娄再次展示了一场“人文主义者的终结游戏”：本奔向北极荒原，但“那甚至不够遥远”：而肯尼思在经历了“转折点计划”的失败之后，也预感到日渐衰落的人文精神的终结。小说的这一象征性结局，可以作为贝娄整个创作的符合逻辑的意蕴揭示，现代每国精神文化的“贫血症”患之已久，重病沉疴，而知识分子软弱的“精神自救”，沉闷的内心陈词又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乎是，“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将作为严峻的时代问题继续存在下去。
除长篇小说外，贝娄还写有短篇小说、剧本和文学论文多种，但他们的成就，不能与其长篇比肩。而他的长篇小说，虽然人们至今看到的仅有 10 部，同西方一些多产作家相比并不算多。可是他却被评论界视为继福克纳、海明威之后最伟大的当代美国作家。
二、《洪堡的礼物》分析
《洪堡的礼物》是索尔·贝娄 1976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被评论界视为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他们认为：“贝娄作为美国最伟大的当代柞家，其地位主要是由《洪堡的礼物》所奠定的”。
故事情节。 小说的故事背景是现当代的美国思想界和知识界。作品所描写的美国社会生活瞬息万变的场景和扑朔迷离的精神状态，主要是通过“我”即主人公查理·西特林的追忆往事的自叙方式再现出来的。往事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不久前的往事，另一部分是发生得更早的“往事中的往事”。作品一开始，是“我”对 30 年代到 70 年代与洪堡之间关系的回忆，得出的结论是“我发现，洪堡在苦苦思索着，如何在过去与现在、生与死之间周旋，才能使某些重大问题得到完满的回答。然而，苦思冥想并没有使他头脑清醒。”而“我” ( 查理，西特林 ) 此时年已 40 ，是成长于芝加哥的一位作家，法国荣誉军团的爵士、还曾因创作历史情节剧《冯·特伦奇》和写了一本论威尔逊的书而声名鹊起。然而此刻“我”却正陷于个人感情和生活处境的困窘之中，前妻丹妮斯因经济纠纷指控“我”，现在的情人蕾娜妲又以姿色使“我”迷离沉溺而难以自拔；不久前的创作失败，造成“我”的智力衰退和反应迟钝；随之而来的生意场上的失败，更令我心绪焦灼不安。律师、诉状代理人因经济债务追逐着“我”；而蕾娜妲的逼婚和不时以同他人示好的行为向“我”挑战，更使“我”忿恨不已。然而这还不是“我”的危机的全部。由于拒绝付赌债，“我”受到以偷盗为业的街头流氓肯塔比尔的暴力威胁：当对方挥起棒球棍时，“我”只好惊恐万状地立即掏出了钱。但事情并没有完结。原来肯塔比尔亦看中的是“我”在商场上的生意，他要强迫“我”接受他的邪恶建议和安排。一个时期以来，肯塔比尔紧跟着“我”，从国内到国外，直到马德里的寄宿旅店。对此，“我”只能屈从和忍受。正当“我”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传来了已故诗人洪堡给我留下一笔遗赠的消息，顿时“我”内心里翻江倒海，浮现出绝交已久的亡友的形象，并反复追忆起我扪之间的关系和种种变故。整部小说都是用“我”的联想和回忆构成的。
有些研究者指出：“如果留意一下贝娄的简历，就不难发现，西特林与贝娄的许多经历何其相似。美国的许多评论家还指出，小说中的洪堡，就是贝娄最亲密的朋友艾萨克·罗森菲尔德和德尔默·施瓦茨。……施瓦茨死后，贝娄开始写回忆录。……正是这本回忆录，经过八年的演绎，成了现在的《洪堡的礼物》。”
思想内容。 小说以两代作家的思想与命运为中心线索。在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上表现从 30 年代到 70 年代美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性和情操，并折射出各个时期的社会风貌及其变化，作品提出的中心问题，是艺术和艺术家在美国社会的价值和出路。
首先，作家在作品中深刻地揭示了当代美国知识分子的受伤的心理特征和病态的精神风貌。作品描写到，洪堡虽然早年成名，但时代的风云变幻和社会的矛盾，使他很快失去了安全感。这位诗人的内心充满着无名的恐惧。他常常害怕三 K 党徒对他迫害，也怕有人对他进行暗算。甚至躲避到偏僻的乡村之后，也是每天噩梦不断。可以说，洪堡的这种恐惧心理的形成，主要不是他个人的原因，而应归咎于他所代表的人道主义传统在物质主义进逼下 的分崩离析。而他的学生，那个放荡的落魄文人查理，则是文学商业化的产物，是 70 年代美国文化生活的畸形儿。而查里在刚踏上社会时，内心世界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的话，那么，在社会的影响下，他很快形成了势利、自私的阴暗心理。如果说，洪堡一生代表着美国精神文化的危机，查里的道路便象征着美国物质主义的得势。见娄几十年来对美国社会的文化和知识界的观察和感受，在这部作品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其次，作品提出了如何恢复人的本性，如何才能不使人变成物的奴隶的问题，并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苦苦的探索。贝娄是个极力探索当代西方世界精神危机的作家，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敏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当代都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感到疑虑和烦恼，而追求某种高于现实生活的精神生活，期望在混乱的世界中找到—席生存之地。他们虽然备受挫折，但仍然相信人生的价值在于维护人的尊严。然而，他们似乎又永远也找不到这种东西。“人总是某种东西，但他是什么呢 ? ”就是他笔下人物精神状态的恰当写照。在《洪堡的礼物》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洪堡也好，还是查里·西特林也好，都表现出了这种典型的精神探索和心理探索过程。而洪堡和西特林二人的悲剧，也充分说明，他们的绝望情绪和虚无观念正是产生在这块罪恶的土地上的，像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是找不到精神出路的。
人物形象。 冯·洪堡·弗莱谢尔是作家笔下的一个现代悲剧型知识分子的形象。作品交代，他生于犹太移民家庭，聪明早慧，青年得志，很早就发表诗集，以此轰动文坛，在 30 年代享有很高的文名，并成为纽约文化界的一颗新星。可以说，他的早期一直是按照资产阶级为浪漫诗人所写的脚本生活着的。那时他的心里装着“大写的名词”：成功与失败；艺术和美。是黑格尔的信徒。他相信理性，自制自律，爱情专一，写作认真。他发表的作品中渗透着人道主义的温情。可是 40 年代后，国际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法西斯势力的恐怖活动以及战后美国愈演愈烈的种族歧视，使这个犹太知识分子内心充满了恐惧。一度坚信的理想和信念迅速解体。他发现一直被人坚信不移的有关忠诚与爱人之心不再时兴，背叛和利己主义堂皇登台。这一切，导致着洪堡在文坛上的景况每况愈下。他试图转而寻找政治上的出路，但依然处处碰壁，最后甚至连一个稳定的职业也谋求不到。生活的步步进逼导致洪堡精神崩溃。他满腔悲愤无处发泄，只好在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出气，甚至干了一些损害朋友的事。例如，当查理的《冯·特伦奇》在百老汇上演时，他无端指责其是剽窃之作，诅咒查理背信弃义，甚至采用聚众围攻等手段，惩罚查理对他的疏远和冷漠。但即使这样，仍然不能解脱精神上的痛苦。只有在行将就木之际，他怀着忏悔之心给查理留下一份遗书和—份礼物。
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深刻表现了当时社会中一代善良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和悲剧牲的命运。
查理·西特林 ( “我” ) 是小说中出现的五六十年代的与洪堡完全不同的知识分子形象。如果说，洪堡注重精神追求的话，那么，查里则更多的体现出了世俗的特征，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其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小说写到，在洪堡享名文坛时，他还是康斯威里大学的学生，刚迈出校门，他就乘车前往纽约，登门求教于洪堡，成为其崇拜者和追随者，并靠恩师的提挈进入文坛。但他的生活态度与洪堡截然相反。他把艺术当做发财手段，玩弄手腕、巴结政客、贪恋女色，广结三教九流，处处逢场作戏。当老师背运时，他见了面竟避之唯恐不及，但当他同样面临破产时，老师的遗赠应时而至。洪堡留下的两部剧本提纲，很快转化成巨款，帮助查理夺回了生意上的控制权，彻底摆脱了肯塔比尔的纠缠。渡过难关的查理 不得不重新肯定了亡友的价值，他将葬于乱坟岗上的洪堡的遗骸取回，重新厚葬。在洪堡的安葬过程中，西特林感慨系之：“我们沿着棺材，站立在表示敬意的位置上。我握住把手——这是我与洪堡第一次在一起，棺材里并没有多少重量。当然，我决不会相信那堆遗骸会同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人的骨头很可能就是精神力量的标志……洪堡，我的伙计，我们的亲人和兄弟，他热爱善与美，他的一件小小的发明正在三马路和爱丽舍田园大街娱乐公众，但同时也正搜刮每个人的钱财……”西特林对洪堡的感情复杂，过去他有愧于洪堡，如今又从洪堡的下场联想到自己，所以他最后发出这样的叹息：
“啊，洪堡，我是多么忏悔呀。洪堡，洪堡——这就是我们的下场。”
小说明白地告诉读者：烘堡的下场就是西特林的下场，洪堡的命运就是西特林的命运，今日的洪堡就是明日的西特林，这是—切无能的、精神脆弱的知识分子在美国的必然遭遇。
艺术特点。 《洪堡的礼物》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具有 20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些明显的艺术特色。
第一，在艺术上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倾向同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有机结合。这部小说的写法极为特殊，作者从主角兼叙述者西特林的追忆往事写起，笔触放开去写，不拘一格，时间跨度近 40 余年，地点包括欧美和北非的广大区域，人物涉及总统、法官、律师至职员、平民、娼妓等各个阶层和各个行业的人，所有这—切，构成一个广阔真实而又具体可感的背景。同时，作品尽管表现的是个人的思想流程和命运遭遇，但这些个人的东西又是与时代的重大的政治、经济等问题息息相关的，也可以说，小说表现的是当代社会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因此，作品的主要艺术特征是现实主义的。然而，同传统的写法不同，贝娄并没有采用照相式的手法追求其外表的逼真，而是在真实的背景上，通过主人公的主观感受，捕捉一些富有特征的事物加以描写，从而使外部环境与人物的内心世界浑然一体。作者还大量采用意识流手法述说故事和结构作品，用随意性的独立场景和零散片段造成小说新的形态，致使作品的叙述方式新颖别致，有穿越时空、急速多变的现代主义小说的特点。
第二，作者在《洪堡的礼物》中善于采用对比和反衬的手法来刻画人物。这里的对比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对比，精神追求和物欲追求的对比，也包括一些具体场景的鲜明对比。但是，作家并非单纯地为对比而对比，目的是通过对比反衬出一种哲理来。例如，洪堡注重精神追求，结果酿成悲剧；而查里注重物欲的满足，最终也是以悲剧收场，这就是一种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目的是说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无论怎样做，结果都是毁灭。同样，用活着的人的生活去反思死者的一生，也构成了一种对比，反衬出的是生既死或生不如死的可怕现实。至于具体的场景间的对比，更是比比皆是。例如诗人洪堡和富翁朱利叶斯都患了心脏病，但前者只好等死，而后者则利用金钱创造了奇迹。这反衬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强于精神的现实。正是这种种对比手法的运用，使小说的主题表现更加深刻。
第三，小说善于运用幽默和讽刺的手法，使一部悲剧性的作品带有喜剧性的风格。在场景上，《洪堡的礼物》中很多地方都是充满喜剧性的。比如，洪堡本来生活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却一心想做个诗人，以至于连他都觉得自己“像个孩子，像个小丑，像个傻瓜”。“对这种生活的自相矛盾、寻寻觅觅之中的滑稽式的人物，作者一方面用了喜剧手法来表现；另一方面却以貌似戏谑、内蕴深沉的笔墨，写出了饱含辛酸的时代悲剧。”在语言上，这种幽默讽刺语言的运用也是很出色的。例如查里说洪堡：“我一向对他怀有仰慕之心。然而他却满怀激情地奏完了成功的主旋律。他是以一个失败者而告终的。即使把这些字母大写了又有什么结果呢 ? 我总是在回避这些神圣的字眼，而洪堡，我认为是堆砌得太多了——诗呀，美呀，爱呀，荒原呀，异化呀，政治呀，历史呀，无意识呀，不一而足。”这样的语言，充分表现了作者痛苦中蕴涵着幽默讽刺的意蕴。
总之，作为一个犹太后裔作家，贝娄的创作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犹太传境文化的影响，带有犹太文学中说教小说的某些特征。同时，贝娄又是一个受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影响较深的作家，他作品中那种奇异而模糊的氛围，具有较浓厚的现代主义文学特色。不少评论家认为，贝娄的创作，反映了美国当代文学发展重要倾向。在今天美国的小说界，假如没有他和他的作品，那将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节 帕斯捷尔纳克和《日瓦戈医生》
一、生平与创作
鲍里斯·列昂里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 又译帕斯特尔纳克， 1890~1960) 生于莫斯科一个犹太族的家庭。父亲列奥尼德是著名的画家，任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的教授，美术院士，曾为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复活》等作品绘制插图，深受托尔斯泰赏识，结为挚友，托尔斯泰临终时的画像即出自其手。他的母亲罗莎·考夫曼是天分十足的钢琴家，因为体弱放弃了音乐职业，但仍与音乐界保持联系，经常出入他家的大都是著名的作家、诗人和音乐家，其中对帕斯捷尔纳克影响最大的当推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和俄国音乐家斯克里亚宾。其中以托尔斯泰对帕斯捷尔纳克影响尤甚，帕斯捷尔纳克的宗教观直接源于托翁的托尔斯泰主义。帕斯捷尔纳克晚年承认道：抢尔斯泰的形象“伴随我的一生”。而里尔克的诗和斯克里亚宾的音乐又激发了帕斯捷尔纳克对诗歌的兴趣与诗情，以及对乐感的敏感而准确的把握。这些大师们对帕斯捷尔纳克的精神的培养，尤其是对他的文学、音乐素养的培养起了巨大的作用。 19 岁时，他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后又到德国投身于科恩教授的门下研究哲学，研究科学史上人类思维的发展过程。回国后，决定献身于文学事业。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中，在世界一流的文学、艺术和哲学大师的直接熏陶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一登上文坛，就显得卓尔不群，起点极高。
还在大学求学期间，帕斯捷尔纳克就曾参加了俄国象征主义的主要人物安德烈·别雷主办的文学活动。 1913 年冬天，一方面由于私人生活的原因 ( 他求婚失败 ) ，另一方面由于他发现自己更加适合于作一个诗人而不是作一个哲学家，于是决定回国从事文学活动，并加入了未来派诗人勃布洛夫、阿谢耶夫等领导的离心机社团，这一年他还结识了日后大名鼎鼎的马雅可夫斯基。 1914 年，帕斯捷尔纳克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帕斯捷尔纳克由于少年时代骑马伤腿而被免服兵役，这样他又有较为充足的时间来从事他心爱的文学事业。 1916 争，他的第二部诗集《超越障碍》出版。俄国爆发革命之后，他为革命的清息所鼓舞，异常兴奋，旋即去了莫斯科，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图书馆任职。；完成于 1918 年、发表于 1922 年的诗集《生活啊，我的姐妹》为诗人带来了广泛的声誉，此诗集还在未公开发表之前就在读者中广为流传。 1922 年帕斯捷尔纳克又出版了《主题与变奏》。这两个诗集显示出诗独特的风格，典定了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俄国现代重要诗人的地位。就主题而言，帕斯捷尔纳克早期创作显示了对体验人的内心世界变化的关注，抒发了对人的命运、爱情和大自然的感受，表现出诗人对诗歌和艺术的独特洞见。就艺术风格而论，其早期创作深受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影响，表现出意象奇特古怪、遣词造句晦涩难懂、句法变化莫测的独特特征。由于帕斯捷尔纳克工于诗歌手法和技巧，所以马雅可夫斯基称他为“诗人中的诗人”。高尔基也说他的诗“印象和形象之间的联系，过于纤细，几乎难以捉摸”。然而，尽管帕斯捷尔纳克受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印象主义的影响，但他从来都是于摹仿中求创新，探索自己的诗歌风格。
继早期创作之后，帕斯捷尔纳克在其二三十年代的创作中一改以前注重抒发个人内心感受的特征而注重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反映。《热病》 (1923 ～ 1928) 中出现了列宁的形象。《施密特中尉》 (1926) 和《 1905 》 (1927) 歌颂了 1905 年的革命。这些长诗都对革命和个人进行了思考，将青春和战斗热情交织在一起。
这个时期帕斯捷尔纳克还创作了散文和中短篇小说的作品。《空中路》 (1924) 提到无产阶级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列宁，但故事的结局则表现了革命中的残暴和混乱。《摘自中篇的三章》 (1922) 、《中篇故事》 (1922) 、《斯倍克托尔斯基》 (1931) 这三部作品相辅相成对革命和战争时期的人的命运进行了思考，在这些作品中，帕斯捷尔纳克一方面表达了对革命事业所体现的精神方面的真理和崇高的道德准则的信仰，另一方面作家又否定为达到这些崇高目的 而采取的革命暴力手段。小说中充满了对大自然和爱情的诗情画意般的描绘。 1931 年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自传性随笔《安全通行证》，在这部作品中他回忆了自己 1930 年以前的生活与道路：和里尔克意义深远的相遇，聆听音乐家斯克里亚宾的教诲，德国的留学生活，意大利的浪漫之旅，诗坛风云，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友情等等。这部作品反映了作家的创作观、艺术观以及 20 年代莫斯科诗坛的现状。
1934 年帕斯捷尔纳克参加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会上布哈林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予以高度评价，称他为“我们当代诗歌界的巨匠”。但是诗歌评论界对他诗毁誉参半。他的精湛、高超、纤细的作诗技法得到了赞扬，但他诗歌里所表现的象牙之塔情调也遭到了许多批评和抨击。 1935 年苏联因为基洛夫事件而大搞“肃反”运动，许多文艺界人士被捕入狱或被处决。在这种情况下，帕斯捷尔纳克完全退出了政治、社会生活，潜心从法、德、英语翻译了许多西欧古典名著。他所翻译的版本在苏联国内外享有盛誉。
卫国战争时期，帕斯捷尔纳克和许多一样，奔赴战扬，写了大量的报导、特写、短诗，刻画战斗者的形象，表理了苏联人民保家卫国的英勇气概。 1945 年作家出版了诗集《辽阔大地》，诗歌风格走出了早期的象牙之塔的束缚，诗风变得明朗、简洁、具体、形象。
40 年代，在联共 ( 布 ) 中央整顿文艺界的运动中，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遭到批评，被谴责为无思想性、非政治化和缺乏人民性的作品。于是他又埋头翻译工作。 1948 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呕心沥血，近十年而成。作品先在意大利发表，随即引起轰动，被译成 20 多国文字风行各地。 1958 年瑞典皇家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
此事在苏联国内激起了轩然大波，作协宣布将诗人从苏联作协开除。诗人出于压力拒绝领奖。此事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两年后诗人在孤独中郁郁而死。直到 80 年代后期，苏联政府才为他恢复了名誉。
二、《日瓦戈医生》分析
内容介绍。 尤利·安得列耶奇·日瓦戈（小名尤拉）读完医学院之后成了医生并与自己少年时的朋友托尼娅结了婚。不久有了儿子，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作品另一个人物拉莉萨在稀里糊涂委身于律师科马罗夫斯基之后，身心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在她极其痛苦的日子里巴维尔·安季波夫（小名巴莎）向她伸出了爱的双手，拉莉萨成了巴莎的妻子。她与巴莎有了女儿卡秋莎后，巴莎觉得家庭生活太乏味，于是上了前线。不久从前线传来了巴沙阵亡的消息。拉莉萨上了前线做了护士，有一天她与也上前线当军医的日瓦戈相遇了，双方心里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然而拉莉萨硬是不肯表露自己的痛苦，日瓦戈也尽量克制自己，不去爱她。
十月革命爆发之后的一个风雪之夜，风雪吹打着日瓦戈的眼睛，灰白色的、沙沙响的雪粒子渐渐盖住苏维埃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公告上的文字。然而，此时此刻的伟大和重要，使他十分激动，一时回不过神来。他大声自言自语道：“多么了不起的手术 ! 巧妙的一刀，一下子就把多少年发臭的烂疮切除了！痛痛快快，干脆利索，一下子就把千百年来人们顶礼膜拜、奉若神明的不合理的制度判了死刑。这种无所畏惧、讲求彻底的精神，是我们固有的民族精神。这是来自普希金那种毫无杂念的光明磊落和托尔斯泰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冬天来到了，然而这却是一个黑暗、饥饿、寒冷的冬天。原有的一切已经摧毁，一切生活的基础都在重建，人们都在拼命挣扎，不挣扎就生活不下去。这样可怕的冬天一连就是三个，一个接着一个。日瓦戈医生一家和当时所有的像他那样的家庭一样过着食品短缺的日子。在莫斯科度过了一个冬天之后，日瓦戈全家打算离开这座城市，搬迁到遥远的乌拉尔瓦雷金诺。路上遭受了千辛万苦，特别是遭到了化名为斯特列尔尼科夫的巴沙的粗野的盘查。原来巴沙并未阵亡，而是被俘了，当他听说俄国发生了革命，便逃回祖国。然而他却只有原则，认为人们只有认真遵守规则，才能在斗争中达到完美的境地，失望使他变得很残酷。这一切都激起了日瓦戈医生的思考，他与别人、与自己的妻子对现实世界的种种思潮与行为展开讨论。
在瓦雷金诺图书馆，日瓦戈医生再次邂逅了拉莉萨。这一次的相逢打开了他与拉莉萨的爱情的闸门，他们相爱了。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日瓦戈医生去拉莉萨那里幽会时，路上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三个武装的骑兵挡住了去处。日瓦戈医生成了游击队的俘虏。其间他三次试图逃离游击队，但都被抓了回来。作为一名医生，他进一步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在一个月明如洗的夜里，他再一次悄悄地走进森林，离开了营地，向着他心爱的人的住所走 去。他终于来到了拉莉萨的家。接着他就大病一场。在拉莉萨的护理下，日瓦戈的身体迅速复原。他们的爱情是心心相印的，当他们相互袒露真情的时刻，对自己和人生的认识也就愈来愈深刻。拉莉萨告诉日瓦戈，自己的处境不妙，她的丈夫处境也不妙；尽管他对革命忠诚不贰，但极有可能遭到清洗，甚至被处决。她还说，如果他不搞什么暴动，不变得那么冷酷，不那么原则高于一切的话，她会死死追随他的，因为他在她的心目中就是纯洁的化身。
一天，日瓦戈收到了妻子托尼娅的来信。信中充满了对日瓦戈无限的情愫，同时又是万般的无奈。信中还告诉自己的丈夫，她和她的孩子将与她的父亲一起被驱逐出境。
寒冬时节，科马罗夫斯基来到拉莉萨这里，他要去远东，结果将拉莉萨和她的女儿也带走了。日瓦戈医生的精神极为痛苦，他终日饮酒，以拉莉萨为题写诗来打发时光。一天，来了一个体格强壮的人，从他那清晰的思路、直率的谈吐、铁一般的原则性上可能断定，此人就是巴沙 ( 斯特列尔尼科夫 ) 。他是来追寻他的妻子和女儿的，因为在他心中，他仍然挚爱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这是他隐瞒了一个使他痛苦的重大秘密。他向日瓦戈医生倾吐了自己 的秘密。早晨醒来，日瓦戈医生一出门，看见斯特列尔尼科夫自杀了。
日瓦戈医生最后八九年日益颓丧，行医和写作的能力大为减退。原有的心脏病发展得很快，但他对病的严重程度却一无所知。由于那时苏维埃正实行新经济政策，为了活命，他将自己身上值钱的衣服都换了吃的东西，但仍然困苦不堪，最后只好回到莫斯科。
八月底的一天早晨，日瓦戈医生到鲍特金医院去上班。这是他接受的一份新职，这也是他第一天上班。电车里到处是人，空气污浊，日瓦戈以惊人的毅力拼命挣扎着、挤着，人们踢他，朝他恶狠狠地喊叫。他走下了电车，一步、两步、三步，咕咚一声他摔倒在路上，再也没有起来。日瓦戈医生死了。火化的时候拉莉萨来与她相恋至深的人告别。
思想成就。 《日瓦戈医生》以日瓦戈和拉莉萨各自的经历及其在战乱中的爱情为主要线索，以红军将领斯特列尔尼科夫的故事、游击队员帕雷赫的故事、知识分子戈尔顿和杜多罗夫的故事为次要线索，在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上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05 年的俄国革命、 1917 年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革命战争、新经济政策时期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倾注了作家对历史和个人命运的深刻而沉重的思考，表达了作家对祖国前途和人的命运的关注。整个作品显示出博大精深的特点。具体地说，作品的思想成就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呼唤人性，强调人的意义，捍卫人的尊严是《日瓦戈医生》中最重要的思想。在小说中，日瓦戈医生对所有大事的反应和评判是以他的人道主义为标准的，而这种人道主义又是日瓦戈从做牧师的舅舅关于基督的福音是历史的基础的信念那里得来。其核心是：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发展应该是建立于维护人格自由、保持个性纯洁、捍卫人的尊严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对人的毁灭上的。这些构成了日瓦戈医生为人的信条和观察世界的准则。所以 日瓦戈对待十月革命起先是拥护的，因为沙皇政权以及资产阶级临时政权的腐败昏聩是最没有人性的。他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前所未有的壮举，是历史的奇迹”，符合人性的发展，并且他以自己的行为表示对新政权的拥护：在革命来临之际，他所在的医院的许多人纷纷辞职的时候，他却留下来，并公开对那些人说：“我是替他们工作，以我们的苦雄为荣，并敬重那些赐予我们荣誉，把苦难加给我们的人。”而后来，日瓦戈医生对革命感到失望，最后越来越同革命格格不入，陷入到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这也是与他的有关人性的思想密切相关的。他那善良的天性无法忍受革命中的血淋淋的互相杀戮，他不能理解当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动势力妄图把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时候，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激烈措施——以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 ! 在他看来，社会的变革应该以改良主义的方式进行，应该和平过渡，应该“以善为善”，以人为本。
对待大是大非他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而对待个人生活琐事，他也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他将维护人的自由、纯洁、尊严的信念放到了具体的日常生活的温饱观念之中，他在自己的日记里以风趣的口吻引用普希金在《奥涅金的旅行》中的诗句来形容自己的人生观：“我现在的理想是有位女主人，我的愿望是安静，再加上一锅菜汤，锅大就行。”在这里他称赞普希金和契诃夫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纯朴的俄罗斯品质，他们安静地生活，做自己的工作，这些工作日后将变得越来越有意义。然而，在风云突变的时代，不可能给日瓦戈医生提供发挥自己天才的机会，他那朴实、纯洁、富于人性的人生理想被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荡涤得无影无踪。天资颇高、博学多才的日瓦戈竟然成了新时代里的“多余的人”，成了一个无能之辈。事业上他一事无成，生活上他一败涂地。但是即使是这样，日瓦戈医生仍然执着地遵循着自己关于人的信念。他独善其身，维护和保卫人的个性自由、纯洁和尊严。
日瓦戈与拉莉萨的爱情，表现了作家对追求个性的肯定，从而深化了关注人性、呼唤人性的主题。日瓦戈与拉莉萨尽管外在因素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的内在品质，他们的性格、视野、精神与气质都很相近。他们都心地善良，以善为善，追求个性的自我完善，对暴力持有一种天然的过敏和反感。所以当时代的巨浪将这两个志趣相同的人冲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品格中的真、善、美，他们两人相同的对个性解放的追求，他们身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就表现 得尤其鲜明和强烈。这一点，作家对他们在瓦雷金诺的那段优美而浪漫、热情而疯狂的热恋描写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完全沉浸在个性解放的小天地里，完全沉醉于远离尘嚣的瓦雷金诺的荒郊僻壤。这种生活是人性的回归，但却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拉莉萨躺在日瓦戈的身上，告诉他：“生命之谜、死亡之谜、天才的美、质朴的美——这些我们是熟悉的。可是天地间那些琐细的争执，像重新瓜分世界之类，对不起，这完全不是我们的事。”的确如此，他们的人生理想距离现实世界太远了，所以他们在现实中寻找不到自己的地位。帕斯捷尔纳克对于日瓦戈与拉莉萨爱情生活的肯定，也就是肯定了作品所突出的追求个性完善的正义性，歌颂了人性美。
小说对安季波夫 ( 化名斯特列尔尼科夫 ) 所作的性格上的定位与处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突出人性的可贵与人性美的不可阻挡。作为人道主义精神的人性美，它高于任何原则与准则，高于一切纪律和法则，安季波夫从孩提时代起，心中就充满了崇高的志向，认为人应该在严守规则的前提下去寻求完美。可是当他发现世界并非他想象的那样时，于是便对世界产生了失望和怨恨，痛苦之余，他寻找革命来武装自己，妄图做生活的裁判者。后来安季波夫终 于成了革命时代的一个重要人物，成了一个风云人物。他所以能够成为显赫一时的红军将领，不是由于他的天赋和才能，而是由于他善于克制自己的天性和人性，“只认得什么原则、纪律”。他多年狠心地不见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并不是他心中不思念，而是他违心地克制自己，去遵循所谓的原则。然而他内心深处的人性的火花是扑不灭的，现实生活中一切终于有一天让安季波夫身上的人牲的火花爆发出来。安季波夫在自己生命最后结束之前，禁不住潜 往瓦雷金诺，祈盼着和妻子与女儿见上最后一面，期望着与妻子与女儿的最后团聚，但是当他得知妻子与女儿随白卫军军官永远地离开了瓦雷金诺时，安季波夫自杀了，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容不下个性自由和人的尊严的世界。
其次，反思历史，反对暴力革命，这是《日瓦戈医生》中与呼唤人性的主题密切相关的。由于帕斯捷尔纳克非常推祟个性，提倡个性解放，渴望有一种宽松自由的个性生存环境，因而他对革命中出现的一些免不了的暴力，或者是一种过激的暴力就产生了一种不满，因为这些暴力，有意无意地都会给予独立的个性、人格中的人性美以毁灭牲的打击。这些都与帕斯捷尔纳克所信奉的历史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人道的原则之上的观点相去甚远。所以在小说中，暴力就成了作者否定的东西。在小说中，帕斯捷尔纳克通过形形色色人的悲惨遭遇和命运，表明了暴力革命给人带来了不幸。革命爆发后，物质匮乏，日瓦戈医生不得不携妇雏远离莫斯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来他又被俘做了游击队的军医，他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归，有妻室不能管的人，不能尽一个父亲和丈夫应尽的义务，天伦之乐被暴力完全摧毁了。在学业上，原本日瓦戈应该是一个前程似锦的人，可是战争和动荡的社会环境让他一事无成。后来他的妻子托尼娅和他的孩子被驱逐出境，永远地离开了祖国，他的情人拉莉萨被迫无奈去了远东，永远地离开了瓦雷金诺。日瓦戈医生，他身边的、他周围的人都是一些普通的人，有的还在思想上最初倾心于革命的，但是他们的命运最终都是悲剧性的，这一切都表明暴力革命是造成这些事实的可怕根源。
为了对历史进行反思，帕斯捷尔纳克表明了自己的历史观。作者借日瓦戈医生之嘴说道，历史的发展应该基于人道主义之上。基于这一点，小说《日瓦戈医生》描写了革命后的残酷现实，向人们表明了暴力革命破坏了整个俄罗斯的生活，使历史倒退。原本是兄弟和朋友的俄罗斯人后来变成残酷的对手，并且在这种自相残杀中以击败对手而自豪；而红军内部，为了争权夺利而进行的清洗，则更为触目惊心，许多在“战争中一起流过血，为捍卫共同事业而战斗过的阶级兄弟”最后都倒在了自己战友的枪下。在家庭生活方面。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支离破碎，无家可归”。拉莉萨说：“所有的生活和习俗，人们的家庭与秩序有关的一切，都因整个社会的变动和改造而化为灰烬。”所有这一切在作者看来都是对传统的充满了基督福音的俄国生活残酷地践踏，暴力革命使俄国的生活与历史倒退到史无前例的境地，暴力革命是俄国社会一切不幸的根源。
艺术贡献。 《日瓦戈医生》在艺术上也有突出的贡献。小说给我们塑造了一系列成功的艺术形象。有感到迷惘而又充满柔情的拉莉萨、有投身革命的斯特列尔尼科夫、有充满忧怨的托尼娅、有独善其身的日瓦戈……其中以日瓦戈的形象最具魅力。
日瓦戈医生的—生是悲剧的一生，是思想上不断探索的一生，是捍卫自己人格的一生。他由内心里向往革命到精神上逐渐远离革命的过程，恰恰反映了当时许多俄国知识分于心灵探索的悲剧过程。日瓦戈关于人、关于社会、关于历史的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尽管如此，他还是孜孜以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哪怕是与当时社会现实之间格格不入也在所不惜。在他看来，任何社会形态的建立、历史阶段的发展都必须以人道主义为前提的， 所以人格的独立与自由、个性的纯洁与人的尊严，这些都必须加以大力保障。这些关于人的观念成为日瓦戈一生中的为人信条和行为准则。起初，他渴望革命，因为沙皇帝国暴露出种种弊端，早已失去了人道的意义。后来当十月革命的风暴袭卷了俄国大地时，他是那么热烈地呼唤革命的成功，因为这场革命一下子将非人道的旧次序砸烂了，把“多年的烂疮切除了”，把几百年来的不合理、非人道的制度判了死刑。随着革命的深入，暴力力度的加大 ( 有时 确实存在不可避免地滥杀无辜的现象 ) ，日瓦戈还是从他关于人的观念出发，批评了革命者不关心百姓的生活，认为革命是一场“动乱”，是“胡编乱造的闹剧”。而当他在游击队里度过了 18 个月的俘虏生活，亲历了战争的血腥和残酷之后，更加厌恶一切暴力行为，更加渴望自由生活，渴望人格的独立，渴望得到人的尊严。他对暴力革命完全否定了。最后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许多拥护新政权的知识分子安家立业时，他还是对新政权某些暴力行为不满， 并且抵抗到底，他的家人被驱逐出境，他自己则宁可过着贫穷的生活，也不向新政权屈服，结果不到 40 岁，就死于街头。日瓦戈医生的一生，的确受到过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也没有投靠白军；他曾呼唤过革命，但最后又因厌恶暴力而远离革命；他始终被挟在新旧两种势力的交锋之中，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着一颗相对独立的心，维护着自己独立的人格，捍卫着自己的人的尊严 !
此外，《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在结构上也有独特之处。小说采用了音乐上的奏鸣曲式的结构。这种奏鸣曲式的结构使得小说的每一部分既相对独立，又交互影响，显示出非凡的共鸣的艺术效果，展示出这部小说史诗般的时空气度。小说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跨度为第一章至第十五章，这一部分分别以日瓦戈和拉莉萨的生活为主题，组成了一个二重奏，叙述着纷乱的过去生活，时间的跨度从 1905 年到 1929 年。第二部分是第十六章，这是上述二 重奏主旋律的尾声，这里表达了日瓦戈对“圣城”莫斯科和世界的祝福，日瓦戈的心灵自由之歌在此体现在他和拉莉萨的女儿妲妮娅的身上。小说最后一部分为第十七章《日瓦戈的诗》，这个独立的一章收录了日瓦戈歌颂爱和救赎的抒情诗，这里对日瓦戈医生的内心世界作了一个补充交代，这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最强音，它加强了日瓦戈内心深处的丰富内涵，使得读者对日瓦戈医生的内心世界有充分的了解。这三部分既独立又交融，既能使情节充分发展，又能展示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还能表现主人公火一样的激情，再现广阔的时间和空间，显示出《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的史诗般的气势。